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与党内同仁、党外挚友、家族成员以及昔日故交的交往中,留下了数百封书信。这些书信篇幅不一,内容丰富多样。通过深入研读这些信件,我们得以领略毛泽东的崇高品格与宽广胸襟,并深刻认识到书信这一传统文体在毛泽东手中得到了崭新的生命与传承。
深刻厚重
毛泽东的通信中,大量篇章蕴含了他对思想和政治见解的阐述。这些书信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此类书信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深邃厚重、观点鲜明,以及条理清晰、言辞明确。
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回信,是毛泽东深刻厚重书信的代表。当年红军建立江西革命根据地时,环境极为艰苦,斗争极为艰险。1929年末,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次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合计损失1000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面对这样的形势和环境,红军主要将领林彪产生了悲观情绪:“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1929年的岁末,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流露了对形势的悲观估计。1930年元旦,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再次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毛泽东非常清楚,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红军中早就存在危害很大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正要找个适当机会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解决党内和军内这个问题,恰好林彪元旦来信,毛泽东便通过给林彪写回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1930年1月5日夜,毛泽东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写下了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
在给林彪的通信中,毛泽东尖锐指出其观点的不足:“我过去深感,时至今日依旧察觉到,你对时局判断上存有悲观情绪。我知晓你坚信革命高潮终将降临,然而,你却不认同革命高潮会迅速到来。基于此,在实际行动中,你倾向于支持闽粤赣边境的游击战略,而非一年内夺取江西的规划;同时,在上述地区,你并未树立起建立红色政权的深远理念,进而,也未形成通过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发展和扩大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认识。……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遥的时期,从事建立政权的艰巨工作是无谓的耗费,你更倾向于通过流动游击的方式轻而易举地扩大政治影响力,期望在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基本完成或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发起全国性的暴动,届时再借助红军的力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我感到,这种在全国范围内、涉及所有地区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国画,由吴自强、吴山明、吴国亭共同创作。
在回复信件中,毛泽东引用了我国的一句古老谚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此比喻当时的革命局势。他强调,全国犹如遍布干柴的沃土,只需一线火星,便能迅速燃起熊熊烈焰。尽管革命力量初显微弱,但其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容忽视。他坚定地预言,观察各地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士兵反叛、学生罢课的现象,便可清晰地察觉,这“星星之火”离“燎原”的辉煌时刻已指日可待。
在信纸的尾声,毛泽东以澎湃的激情言道:“马克思主义者并非预言家,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变革,我们只能勾勒出大致的轮廓,绝不能机械地限定具体的时间节点。然而,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并非某些人所言‘或许会到来’那般虚无缥缈,毫无实际行动价值的空谈。它如同在地平线上远眺,已可见大海中船只桅杆尖端的轮廓;它仿佛屹立于高山之巅,目睹东方曙光初现,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朝阳;它宛如母腹中即将分娩、即将成熟的婴儿,躁动不安,蓄势待发。”
这封毛泽东的来信,其剖析之深刻引人深思,其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作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关键著作,它对毛泽东思想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篇作品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名,被收录进《毛泽东选集》中。其分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简洁明了
子暲同志:
(一)拜读了您的巨著,犹如置身于激战之中。正逢我们急需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品之际,当下的生活亦充满了挑战。衷心期盼您能创作出更多佳作。
(二)若高尔基晚会一切顺利,他必将莅临。不过,近几日他的日程较为紧张。
(三)需稍作考察,此事实则颇为棘手。若您计划在边区活动,我愿将我的坐骑供您暂用;然而若目的地在境外,那便需另谋他法了。
敬复
毛泽东
1939年6月17日
此信中,毛泽东先生一语中的,仅寥寥数十字,绝无多余之词。
“若您的两本新作得以出版,望能各赐我一册。”这封短短两句话的信函,其意图清晰明了,不过是要索求书籍而已。
区分对象
“你在对外交往中,务必保持诚挚的态度,坚守立场,且在开支上务必节俭。”此外,毛泽东还指示,关于西安事变,应依照中央发布的通电精神行事。
然而,毛泽东在致党外人士的书信中,字斟句酌,无不透露出一份深深的敬意。1949年,他诚挚地邀请宋庆龄从上海北上,共商国家大计,亲自提笔给宋庆龄撰写了一封书信,信中毛泽东流露出的尊敬之情溢于言表。
庆龄先生:
自重庆违教以来,转眼已近四年时光。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与日俱增。此刻,全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建设大业的筹划刻不容缓。为此,特派邓颖超同志前来致以诚挚的问候,并专诚邀请先生北上。敬请先生拨冗驾临北平,以便就近请教,恳请先生不要推辞,期待先生的到来!专此。
敬颂
大安!
1949年6月19日
收到这封充满真情的信件,宋庆龄深受感动,便在邓颖超的陪伴下抵达北平。毛泽东亲自前往前门火车站,热情迎接她的到来。这封信件亦成为毛泽东倾注心血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佳话。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
1956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新年贺卡。他随即挥毫泼墨,给宋庆龄回了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再次流露出对宋庆龄的崇高敬意。
亲爱的大姐:
收到您的贺年卡,我感到非常欣喜,衷心感谢!江青已经出国就医,目前还未归来。您最近过得好吗?睡眠情况如何?我这边还是老样子,吃得香睡得沉。近几年看来应该不至于过早离开人世,不过岁月不饶人,我也感到了一些衰老。希望您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一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拜启”。
在致信亲人之际,毛泽东同样关注到辈分与关系的细微差别。面对同辈的毛宇居,他在信中亲切地以“宇居兄”相称,并在结束语中表达“顺问”与“安康”。至于对儿子的通信,则直呼其名,显得格外亲近。毛岸英英勇就义之后,毛泽东在给儿媳刘思齐的信中,亲切地以“亲爱的思齐儿”为开头,信末则温馨地附上“祝好!”这样的书信表达,既贴合了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实际关系,也很好地尊重了收信人的身份。
针对不同的收信对象,毛泽东在书信中运用了各异的笔触,这一特点彰显了他基于实际状况、善于变通、务实的写作风格。
质朴无华
“革命大业即将圆满完成,昌胜兴奋,严寒过后,定将回国恭贺……”
毛泽东致何香凝信
1937年六月,毛泽东致何香凝的一封亲笔信,同样流露出他那份率真的情怀。在信中,他这样写道:“贵赠之笔、画集以及《双清词草》,均已悉数收到,心中感激不已。虽无他物以答谢先生,唯有加倍努力,以行动回报您这份深厚的情谊。先生之画,蕴含着强烈的斗争精神,即便我并非鉴赏高手,亦深感其妙。当前之时局,唯有坚持斗争方能赢得胜利。先生及同辈,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坚韧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楷模。景仰与振奋之情,遍及全国民众,岂止是我等寥寥数人。承志在此表现得尤为出色,众人对他的评价极高,恳请先生勿需忧虑。十年未见先生,虽容颜略显苍老,但心志依旧年轻,此乃众人的共识。观柳亚子先生所题画作,犹如与其面对面,恳请代为转达问候。此类秉持节操的旧时文人,实属难得,用古语来形容,可谓人中龙凤……”信虽简短,却宛如面对面与何香凝坦诚交流。在信中,毛泽东以真诚之心,坦诚表达了自己无法以物相赠的歉意。尤其是“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这句话,朴实无华,既表达了对何的感激之情,又是对其才华的由衷赞誉,毫无虚饰之辞,用语朴素,恰到好处,既亲切自然,又显得坦荡大方,宛如出水芙蓉,坦诚率真,不失风雅。
儒雅得体
毛泽东先生深谙古典文学,其书信之作,往往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深厚的古文底蕴,从而赋予其信件以独特的儒雅气质。
宇澄夫子道席:
既蒙光照仪容,又承手书教诲,悉心指导,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德芳回返平地,特携薄礼相赠,敬请笑纳。当前世局动荡,衷心希望您能国家为重,珍重自爱。谨此敬上。
敬颂教安。
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此信全文文言,尽显毛泽东对恩师的崇敬之情,亦彰显其儒者风范。
博大情怀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胸怀宽广无边。在这宽广的胸怀里,蕴藏着对同志的深厚情谊,对子女的无限挚爱,情感真挚,意蕴深厚。
‘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颇值一读。我建议你迁地疗养,顺应气候变化,游山玩水,专读闲书,不宜涉猎正典,更勿管闲事,如此或许能更快康复。宜作一至三年的休养规划,而非仅限于数月。若急于投入工作,恐怕旧疾又将复发。你的病情与陈云、林彪、康生等同志相似,林、康经长期休养,病情已显著好转,陈云病情也有所改善,值得效仿。”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引用曹操的诗句,恳切地劝诫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安心养病,其情感真挚。同时,亦可看出他对陈云等同志的病情有着深入的了解。
邓大姐:
自你责令我挥毫作诗以来,无奈只得遵从,连续两夜未曾入眠,方才完成了两篇词作。虽经多次修改,仍觉不尽人意,现谨呈上,敬请指正。若有不当之处,恳请予以严厉斧正,不胜感激!
九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致邓颖超信。
“你逼我作诗。”这句话透露出,毛泽东与邓颖超之间常常以玩笑相待,他们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极为融洽。信中,毛泽东还幽默地表示“无奈,只得遵命”,从中可见他对邓大姐的尊重与深厚的友情。尽管这封信的字数不足六十字,却足以让人感受到毛泽东对同志的真挚情感,以及他谦逊、亲和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致其子书,流露出他对子女深沉的关爱之情。1941年1月31日,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充分体现了这位伟人宽广的胸怀,“你们有所进步,我甚感欣慰。岸英文理通达,书法亦佳,且有进取之心,实为可喜。然有一事愿与你们商榷,趁年华尚轻,宜多涉猎自然科学,少涉政治。政治固当谈论,但现阶段宜专注于自然科学之学习,辅以社会科学。未来则可颠倒此顺序,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重视科学,唯有科学才是真正的学问,其价值将无穷无尽。他人赞誉你们,抬举你们,固然有激励你们向上的好处;但亦有一弊端,易滋生自满之气,得意忘形,陷入不脚踏实地、不求实际的险境。你们的前程,无论好坏,皆取决于你们自身及所处环境,我不愿干涉,我的意见仅作建议,由你们自行权衡决定。总之,我喜爱你们,愿你们更加出色。”
在这封毛泽东的信中,我们得以窥见他那宽广胸怀里蕴藏的深厚亲情。信中,毛泽东对儿子的爱意显而易见,但他更强调了两点教诲:首先,他敦促儿子在年轻之际,应专注于自然科学的学习,而减少对政治话题的涉猎。其次,他教导儿子如何以辩证的眼光去审视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与恭维。信中对这两项教诲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阐释。这份信函,真情与哲理相交织,即便是今日的读者,亦能从中体会到毛泽东在子女身上流露出的伟人深情。
书无不尽
毛泽东始终强调,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应坦诚相待,无所保留,直言不讳,敞开心扉,无论何言均可直抒胸臆。即便是对统战对象或尊敬的师长,亦不应言辞闪烁,拐弯抹角,令听者摸不着头脑,不明其意。毛泽东在与同志、朋友、同道相处时,便秉持着这种坦诚的态度,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即便是在书信之中,他的交流方式亦如他与人交往一般,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彭璜的信件,堪称“直言不讳”的典范。信中,毛泽东首先对彭璜的志向、勇气和强健体魄给予高度评价,随后坦率地指出了彭璜的十个不足之处:一是言辞不够直率,态度不够明朗,过于谦恭而缺乏真诚;二是易感情用事,缺乏理智的约束;三是常生疑虑,却不愿明确解释;四是观察和批评过于主观,缺乏客观性;五是对批评有所抵触;六是略带虚荣心;七是略显傲气;八是缺乏自我反省,善于责人却难于责己;九是言辞多而条理少;十是自我评价过高,看待事物过于简单。毛泽东强调,人皆有缺点,君子能改过,绝无完美无缺之人。此外,毛泽东在信中对自己也进行了坦诚的自我批评,表示除第三、五两条外,其余缺点自己均有。接着,毛泽东深入探讨修身救世之道,直言:“我们有心救世,但若自身修养未至,根基未稳,枝叶如何茂盛?工具未善,工作从何谈起?”这封信的言辞坦率、真挚,毫无保留,实为朋友间书信之罕见。任何阅读此信的人都会心生感动。彭璜时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与毛泽东是挚友和同志。毛泽东如此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本可能伤害彭璜感情、破坏友谊,但事实上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此后,彭璜与毛泽东仍携手为湖南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勿以偏概全,需保持耐心,注重人际关系的调整”,并提醒他“反省自身的不足”,认为唯有如此,“方能找到出路,得以安定立命”。毛泽东的坦诚态度,令萧军深受感动,他一生都铭记毛泽东的直率个性。
新鲜生动
毛泽东撰文生动鲜活,书信亦然。在其书信之中,不乏贴切的比喻,巧妙地融合了古典与现代,语言风趣幽默,虽为书信,却令读者感到趣味盎然。
毛泽东书信中充满了新颖巧妙的文辞,丰富的修辞技巧,以及极具感染力的语言表达。例如,“日本侵略者如同躺在我们的床边,我们怎能容忍他们安然入睡?”(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义的信)“经过十年的激战,有幸与先生相遇,真是有缘份啊!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些争斗者岂不是处境危险?”(1936年9月8日致朱绍良的信)“如果不这样,那么长城和淞沪之战的前车之鉴,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我国土地被侵占百里,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1936年12月5日致冯玉祥的信)“你知识渊博,却总觉得自己不够,而有些人连半桶水都不满,却还要炫耀自己。……你以革命为重,以工作为重,以他人为重,但有些人却只看重自己的名利,以自我为中心。”(1937年1月30日致徐特立的信)“《墨子哲学思想》已经拜读,这是你的重大贡献,你在中国找到了赫拉克利特。”(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把喘息说成和平,把等待外援称为谈判。口头上喊出八项要求,实际上却庇护战争罪犯,眼睛盯着美国,脚步却朝着广州。”(1949年2月2日致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的信)“这两件事,我都泼了冷水,好在现在是夏天,不至于觉得太冷。”(1949年5月21日致柳亚子的信)“我讲了一大堆,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钊的信)
毛泽东在这些书信中所运用的生动而富有活力的语言,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其书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今日,科技的进步与通信手段的丰富便捷,使得手写信件相较于往昔愈发稀少。然而,毛泽东书信中展现的卓越品格与文风,因其对当代人精神滋养的多维度与持久性,仍旧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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