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福建大田县城，一位南京口音的老人在喧闹的大街挂起一块招牌——“上海照相”。街坊们只知这位新来的师傅拍照技术精湛，却不知他的背后，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他就是罗瑾，电影《南京照相馆》中角色苏柳昌的原型，冒死藏匿照片、突破封锁线，为南京大屠杀案呈交了“京字第一号”铁证。
随着影片热映，这位深藏功名的平民英雄，也逐步走进了大众视野，被更多人知晓。
暗房发现“血证”
1937年12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城在血腥中窒息。
彼时，14岁的罗瑾正在南京长江路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他在自传《历史的诉说》里写道：“1938年元月（1月上旬）的一天，有个日本鬼子少尉军官，拿了两个120樱花牌胶卷，来到华东照相馆，要我们为他冲印照片，当时我们并不在意地收下，要他三天后来取。”
然而第二天下午，当底片在显影液中渐渐显影，罗瑾全身血液几乎凝固：砍下的头颅、衣不蔽体的妇女、秦淮河岸堆积如山的尸骸……他赶紧告诉账房“舅爷”。舅爷看了照片后神色骤变，再三叮嘱他切莫声张，以免引来灾祸。
展开剩余88%“我深切知道，照片是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一定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这几张鲜血淋淋的照片，想办法保存下来，是的！一定要保存下来！”罗瑾趁其他人不注意，将底片拿到暗室加印，并将照片藏在角落案板下，用胶布横竖交叉牢牢固定。
此后，每当有日军来冲印照片，罗瑾都格外留意，一旦发现记录烧杀奸淫的照片，他总是秘密留存，总共30多张。
日军为防止大屠杀真相败露、引发国际谴责，开始搜查南京市内照相馆。其间，曾有日本军官将长柄战刀抵在罗瑾胸口，厉声逼问他是否私藏，罗瑾毫不畏惧。
事后，罗瑾深知照片的重要性，挑选出16张照片做成相册，并用硬纸壳绘制封面：左上角画了一颗滴血的鲜红心脏；右下角是一把刀，刀的下方有一摊血；右上角是一个醒目的“耻”字，下方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浩劫中，千千万万手无寸铁的南京父老兄弟姐妹，在日寇的铁蹄践踏屠刀残杀下，无辜地死于非命，这是我华夏子孙世世代代永远不能忘记的国耻。”罗瑾在自传中痛陈。
为保护这本记录着“血证”的相册，罗瑾多次转移藏匿地点。1941年，他将相册藏在南京一座寺庙的厕所墙缝里，用泥巴糊封。数日后，相册突然不翼而飞，察觉到危险的罗瑾立即逃离，辗转流徙苏州、上海、青海等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日军第6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等日本战犯在法庭上矢口抵赖、拒不认罪。国民政府遂号召市民提供日军暴行证据。
1946年8月5日，罗瑾的同学吴旋，将罗瑾的相册上交给南京临时参议会。原来，这份丢失的相册被吴旋意外发现，尔后转藏于寺庙的大佛座下。
这16张照片成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谷寿夫看到相册“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在铁证前俯首认罪，被执行枪决。
小城发现英雄
1985年，福建大田县凤山西路21号。一块新挂起的“上海照相”招牌，在喧嚣闹市中毫不起眼。但店主常穿深色格子衬衫、头戴鸭舌帽、骑一辆红色嘉陵摩托车，在这座闽中山城显得格外时髦。
“看气质，大家都认为他是大城市来的，但他对自己的来历闭口不谈。”紧邻照相馆的住户范立洋回忆道。
尽管这位新面孔为人低调，但拍照技术堪称一绝。他为大田人拍摄全家福、艺术照，用快门定格下小城生活的幸福瞬间。作为县里唯一能冲洗彩色相片的照相馆，“上海照相”很快声名鹊起，成为办理身份证的指定拍摄点。
“给小孩拍照时，他会用拨浪鼓‘咚咚咚’地哄他们笑，遇到有瑕疵的照片，他会反复冲洗，直到自己满意。”照相馆的学徒郭雪玉这样描述她的师父。
春去秋来，“上海照相”渐渐融入大田人的生活，成为他们心中的“地标性记忆”。大家也逐渐得知，店主名叫罗瑾，来自南京，跟随退伍转业的儿子来到大田，仅此而已。
而他，此时还不知晓那本丢失相册的下落，对曾经的义举讳莫如深，甚至连家人都没有告知。
1990年，平静被打破。旧友之子提及《文汇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讲述有人冒死保存日军暴行照片，这些照片后来成为审判日本战犯的铁证。这如投入深潭的石子，在罗瑾沉寂多年的心中激起涟漪。此后，罗瑾多次赴南京求证，确认那就是自己当年装订、保存的相册。
身份揭晓的时刻，则源于一组照片。1994年，大田县职业中学举办甲午战争百年纪念活动。时任学校政教处主任的范立洋拍摄了活动照片，送到“上海照相”冲洗。取照片时，范立洋遇到了这样一幕：
“罗老嘴里叼着烟斗，把照片往柜台上一甩，动静不小，嘴里还念念叨叨。”范立洋打趣道，说自己从不赊账，这样的服务态度可不行。
罗瑾取下烟斗，“笃笃”敲了敲桌面，沉声道：“我看照片是甲午战争百年记，日军可坏的，我心里有气，所以摔在桌上。你们学校包场看《屠城血证》电影，主人公原型就是我。”
范立洋惊愕不已。经过详谈，他才知道眼前这位熟悉的照相师傅，竟是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铁证的原始保存者。这段尘封半个世纪的英雄往事，终于在小城的照相馆柜台前，悄然揭开。
大田县委报道组的记者林春忠在一次聊天中得知这个消息，意识到这是个重大新闻素材，当即拍下罗瑾的工作照，并把照片和稿件火速寄往《三明日报》。
《三明日报》在1994年12月9日刊发了长篇通讯《血证》，罗瑾的事迹瞬间轰动了整个大田。“他回忆历史就跟讲述昨天的往事一样，就在那一刻，我强烈感觉到这个老人的不平凡，形象顿时高大起来。”林春忠说。
从此，“上海照相”的罗瑾，在大田人的心中拥有了全新的分量——他是“历史的亲历者”，是“民族的功臣”。小城的集体记忆里，也永远镌刻下了一段由平凡老人书写的、极不平凡的传奇。
晚年发现新使命
“我舅舅跟我讲过，他最开心的就是在大田的这十几年，也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罗瑾外甥女罗薇说。
身份公之于众，并未让罗瑾沉溺于过去的荣光。相反，当历史的聚光灯终于照亮这位沉默多年的老人时，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在他心中升腾。
“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和亚洲各受害国都在举证、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许多受害幸存者、目击见证人纷纷站出来加以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已是铁证如山。现在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又兴风作浪，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为他们的侵略暴行百般开脱，我们决不答应。”2002年，79岁的罗瑾在接受采访时神情激动地说。
大田，成了他传播历史真相的第一站。罗瑾开始不辞辛劳地出现在大田县职业中学、第一中学、第五中学等校园的讲台上。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他总是一脸肃穆、心情凝重。
他讲述1938年暗房里那个浑身颤抖的少年；讲述自己如何冒着被战刀抵胸的危险藏匿照片；讲述吴旋接力守护相册的惊险；讲述谷寿夫在铁证前“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的丑态……讲到动情处，他会停顿，深吸一口气，眼眶微红，台下鸦雀无声。
比口头宣讲更厚重的是文字。在范立洋等人推动下，罗瑾决定：他要亲手书写自己的经历，为历史留下更详实的证言。于是，在“上海照相”那间简朴的居室里，一盏昏黄的台灯下，年逾古稀的老人开始撰写回忆录《历史的诉说》。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伏案疾书，往事如潮水般涌向笔端，常常写着写着，泪水便模糊了字迹。他的手指因长期握笔磨出血泡，就缠上胶布继续写；视力越发模糊，他就戴上老花镜凑得更近。家人心疼地劝他休息，他总是摆摆手，继续写作。即使晚年被病痛折磨，罗瑾仍不忘在病榻上撰写回忆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005年2月5日，罗瑾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82岁。范立洋联系上了罗瑾的女儿罗梦、孙子罗峰，借来老人留下的手稿，组织大田一中教师黄秀凤等人录成电子文档，并先后修订了4次，推荐给县政协文史学习委。
在大田县档案馆翻阅《历史的诉说》可以看到，全文是用繁体字书写的自传体手稿，共77篇，十多万字，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从开篇《我的童年》至末篇《抗战胜利》，记录了罗瑾的亲身经历。其中，也包括南京大屠杀。
“他从一个历史的‘抢救者’与‘被抢救者’，到成为历史的‘诉说者’与‘传承者’。他在人生的暮年，完成了最深刻的一次自我‘发现’，也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范立洋这样评价罗瑾。
银幕发现好故事
2025年7月25日，以罗瑾为人物原型的电影《南京照相馆》正式上映。这部被观众评价为“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忍住不流泪”的作品，以照片和底片为线索，深刻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罪证，引发了全民强烈的情感共鸣。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照相馆”作为核心叙事空间，编剧张珂在接受央视电影频道采访时坦言，创作灵感源于对海量史料的深度挖掘与碰撞。
“我与申奥导演、编剧许渌洋及制片人组成了四人创作小组，通过微信群每日共享资料，累计阅读近千万字文献、上万张历史图片，观看了中、英、日文等多语种纪录片与专业书籍，更研读了大量亲历者口述史。”张珂说。
电影深沉的情感力量，深深牵动着罗瑾后人的心弦。女儿罗梦观影后在微信朋友圈动情写道：“亲爱的爸爸，我今天去看了影片，您的思想留在了人间，我要向您学习，一定不忘国耻，做一个正能量的人。”罗瑾远在南京的孙子罗峰也说，影片能在全国公映，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的诉说”，记住保护“血证”的爷爷，令全家倍感欣慰。
近年来，中国电影业蓬勃发展。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节点，如何围绕重大历史主题创作出既尊重史实、又直抵人心的精品力作，成为银幕焦点，也是未来国产影视剧的重要内容方向。
张珂认为，创作的关键在于“让故事娓娓道来，让人物徐徐展开，让观众真正相信故事与人物”。这种以情动人的叙事，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文字记载，而成为每个观众能共情的个体命运。
值得关注的是，“塑造平凡英雄”已成为当下主旋律电影与观众同频共振的新路。如《南京照相馆》《觉醒年代》《八佰》《我和我的祖国》等作品，遵循史实原则，赋予平凡人物以丰富的个性特征，打破类型化和套路化的创作窠臼，显示出可贵的创新意识。
“这些作品塑造的是普通人，塑造的是平凡英雄……这些个体命运，聚焦的是民族记忆、时代精神，聚焦的是一颗颗热爱这个国家的心。”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助理教授欧阳如一说。
（本报记者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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